劳瑞·迈纳博士是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名乡村医生，他的医学实践完全不同于今天。他居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医院也很远，在当时很难来想象会有现代的医学设备。尽管他所生活的时代存在技术局限，但迈纳博士在1918年的流行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8年，迈纳拥有了一间庞大的办公室。他在850平方英里的平坦农田上进行乡村医学实践。这些农田由1720名潜在的患者进行种植和收获。哈斯克尔是堪萨斯州西南部的一块完整的土地，位于威奇托以西200英里处。1918年1月和2月，农闲时节，迈纳博士发现了数十例严重流感病例，他称之为“未确定性质的病症”。仅在一天内，就有18人患病，并有3人死亡。在像哈斯克尔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此现状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迈纳博士给卫生官员写了一份报告。这是第一份有关医生警告流感爆发的记录。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但哈斯克尔也许是1918年流感疫情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着地点。
哈斯克尔以东300英里，是美国陆军所在的芬斯顿营地。来自营地的士兵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看望了位于哈斯克尔的家人，并于1918年2月底返回基地。3月4日，芬斯顿营地的第一名士兵患上了流感。随着士兵在芬斯顿营地以及其他军营和非军事领域之间自由行动，病毒呈波浪形向外扩散。它首先抵达法国布雷斯特，美军最大的登陆点，并在该地进行传播。这些事实有力地支持了1918年全球流感疫情源于美国中心地带的预测（但这只是一种预测）。
证据表明可能还有另外两个着地点。第一个是在法国。来自伦敦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斯佛注意到，1916年，法国北部埃塔普勒的英国军营暴发了一场流感。两个月后，在英国军队的总部，位于英国奥尔德肖特的一个军营爆发了几乎同样的流行病，其中四分之一的患者因病死亡。医生注意到这场流行病与法国暴发的流行病有诸多相似之处。两年后，奥斯佛指出，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报道称在相隔很远的国家爆发了流感疫情。1918年9月至11月61，挪威、西班牙、英国、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南非、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当时国际航空旅行还没将世界连接起来，那么病毒是如何得以迅速传播的呢？奥斯佛推理认为，肯定很久之前病毒已“根植”于这一些地方，也许是由1916年冬季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峰期间返回欧洲的士兵带回来的。
1918年流感病毒是源自法国的埃塔普勒营地还是另外的地方，比如堪萨斯州？约翰·奥斯佛拿出一组法国士兵与活猪、鸡和鹅接触的照片。他认为罪魁祸首是这些家禽，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就是病毒的来源。病毒也有可能来自世界另一侧的中国。
1918年6月，《》报道称“一种奇怪 的类似于流感的流行病正席卷中国的华北地区。”报道称大约有2万例新增病例。疫情暴发的时间比欧洲和美国疫情暴发的时间早几个月191，但死亡人数相对较少。由于之前接触过类似的病毒，人们似乎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是1918年流感的前身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好几年然后发展成为全世界流行性疾病的吗？从中国到法国，肯定有病毒传播的途径。在战争期间，超过14万名中国劳工被招募到法国，许多人驻扎在蒙特勒伊附近，距离英国军队的埃塔普勒营地不足7英里。在全世界内，人类大规模的迁移，对于活跃的病毒来说是个好消息。
在1918年，随着欧洲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许多国家对新闻报道进行了审查，特别是那些有关流行性疾病的报道。有关战争的诸多坏消息却没有进一步使焦虑的公民和士兵消沉。整个战争期间，西班牙仍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因此其媒体可以自由报道新的流感疫情。这使人们认为迈纳博士的“性质未确定的疾病”就是从那里传播的。虽然今天的科学家仍然在梳理病毒起源理论，但至少所有人都同意一点：所谓的“西班牙流感”的最早暴发地肯定不是西班牙。
那么，1918年的病毒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哈斯克尔，法国还是中国？知道这一点可能有助于防止将来暴发类似的疾病，但我们仍就没有弄明白病毒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每一种理论都有证据支持，但随着1918年流感大流行逐渐淡出历史，我们不太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这种变化、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神秘感是流感危害人类的特征。
与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路径一样重要的是有关病毒破坏性的细节。人们尚未研发出治疗流感的方法或对抗流感的抗生素，而且流感带来的后果极为严重且难以预测。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它具备什么能力？我们从血腥的欧洲战场上能够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病毒发起了两波攻击。第一波攻击开始于1918年春天，当时有超过11万名美军士兵被调遣到欧洲战线。自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以来，时间已逝去了三年半。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4年宣布美国会严格遵循“中立”政策。但随着德国潜艇瞄准了美国船只，这种局势越来越难以维持。从1917年开始，美国陆军带着大批年轻人穿越大西洋来到大型的狭窄营地。这些营地为流感病毒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至1918年夏天，这种拥挤不堪的局面极具致命性。流感已发生变异，年轻人尤其会有患病的风险。在巨大的病房里，士兵们躺在那里彼此触手可及，隔开他们的只是一张悬挂着的床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感染率相同的情况下，入伍士兵的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平民。大多数生病的士兵被转移到这些拥挤的病房。在那里，又繁殖出了一种细菌，这种细菌能衍生致命的继发性感染。这些病房非但不能让患者恢复健康，反而成了繁衍疾病的大型培养皿。
美国第16 综合医院红十字会病房，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918年病毒不只在营房和船上的医务室传播。在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在家乡、军营、码头和战争前线之间来回穿梭。美国战争部门每月向法国派遣20万人。到了夏天，在欧洲作战的美国士兵就有100多万人。
我们不知道在流感第一波攻击中有多少平民患病之后死亡。当时，对医生报告有关流感的情况，没有做任何要求。已成立的国家或地方卫生部门很少，而那些现存的机构往往管理不善。但是，通过查看军方保存的统计数据，我们大家可以对当时发生的情况知道。从1918年3月开始，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内的流感病例猛地增加。在卧床休息并服用阿司匹林后的两三天，大部分士兵病愈。但有200人感染了肺炎，其中大约有60人死亡。在一个拥有4.2万人的庞大军营中，这些数字并不足以引起军医的注意。
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名医务人员注意到，他所在的部队流感肆虐，以至于士兵们无法行军171。到了春天，美国第168步兵团大约90％的士兵患有流感。到1918年6月，流感已扩散到法国和英国部队。返回英国的英国士兵中，患有流感的病例超过了3.1万人，比5月增加了6倍。报道称，在欧洲大陆，20多万名英国士兵无法参战。病毒继续通过海路进行传播。8月，英国轮船抵岸后，200多名船员罹患流感或患流感后恢复。之后，病毒袭击了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病毒已经在陆地上蔓延；在9月底前，当地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感染病毒，其中有3％的人死亡。在孟买、上海、新西兰有关疫情暴发的报道也开始见于报端。
第一波疫情有些温和。虽然有许多人患病，但疾病只持续了两三天。几乎人人得以康复。像通常，婴幼儿和老年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最大，死亡率远高于一般人群。但是，通过检查死亡记录，流行病学家注意到，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死亡率呈上涨的趋势，死于流感的比例较高。
当绘制流感死亡人数与年龄的关系曲线图时，我们最常见的是U形图。U形图中的一臂代表婴幼儿，另一臂则代表老年人。在这两个年龄段之间，死亡人数很少。1918年早期的流感死亡曲线图形状呈W状。两端的死亡率仍然很高，但代表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曲线也在升高。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年龄在21岁至29岁，通常情况下这群人被认为最不可能死于传染病。这一现象很奇特，也令人震惊。
当欧洲大陆遭遇第一波流感袭击时，流感在美国几乎消失殆尽。跟着时间的流逝，在欧洲，感染流感的人数也在减少。到1918年7月，《英国医学杂志》称流感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但在大西洋两岸，最糟糕的情况却即将来临。
也许病毒已经变异成一种更致命的形式。也许是秋天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所以他们更容易相互感染病毒。无论如何，另一波流感开始了。
有关第二次流感浪潮的最早的报道来自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的德文斯营地。该营地能够容纳约3.6万名士兵，实际驻扎的士兵已超过4.5万人。疫情始于9月8日左右，并迅速蔓延。每天有90名患者来到营地医务室就医。之后，这一数字增加至每天500名，1000名。医务室很大，可以接待多达1200名患者。但很快，医务室的空间就明显不足了。最终，它收容了6000名流感患者。一张床挨着一张床，一排接着一排。
“我们吃饭、生活、睡觉、做梦不能离开病毒，更加不用说每天有16小时在吸入病毒。”一位年轻的医疗勤务兵在标有1918年9月29日字样的信中写道。他被分配到一个150人的病房，而他的名字，罗伊，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他的全部材料。流行性感冒——流感的另一个名字—是所有人都可以思考的事。一个超级营房很快变成了太平间，穿着制服的死亡士兵被摆放成两排。专门的列车有计划地将死者运走。连续几天都没有棺材。罗伊写道，堆积起来的尸体“让人感到疾病的凶残”。这位勤务兵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他描述了罹难者的遭遇。虽然这次的疾病始于另一流感病例，但这次的感染快速地发展成为“从未见过的最严重的一种肺炎”。营地每天约有100人死亡，这中间还包括“无数的”护士和医生。罗伊写道：“这比战后法国的衰败场景更凄凉。”他目睹过破坏力巨大又混乱的一战，但与疫情的破坏力相比，一战的破坏力显得有些逊色。流感疫情更加糟糕。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著名医生兼院长维克多·C.沃恩提供了另外一位目击者对德文斯营地大屠杀的描述。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记录了萦绕在脑海的可怕的场景，“我想清除并毁掉这些记忆，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其中一个回忆录与德文斯营地分院有关。他写道：“我看到数百名身穿制服的年轻、强壮的男子按10人或更多人一组来到医院的病房。”“他们被安置在婴儿床上，直到每张床都睡满了人，还有别的人挤进去。他们的脸色青紫，痛苦地咳嗽，然后咯出了带血的痰。早上，尸体像薪柴一样堆积在太平间周围。”沃恩为自己无法治疗瘟疫而感到惭愧。他总结道，“这种致命的流感，”“证明在破坏人类生命方面，人类的干预毫无作用。”
疫情开始不到一个月后，德文斯营地的流感疫情已经导致1.4万人患病，750人死亡。流感也席卷了其他军事基地。比如，新泽西州的迪克斯营地、堪萨斯州的芬斯顿营地、加州和佐治亚州的营地。在纽约的厄普顿营地，将近有500名士兵死亡。流感于9月12日由2名服务员传播到爱荷华州的道奇营地。6周后，该营地有1.2万多名男子被感染。医务室一度容纳了8000多名患者，是其最大容量的4倍。每个营地暴发的疫情都遵循一种模式。首先，只有少数人患病，这些患者与常规流感季的患者没有区别。接下来的几天内，病例呈指数级增长，会有数百人感染，有时甚至数千人。在3周内，医务室人满为患，死亡人数在增加。5—6周后，瘟疫就像它到达时一样神秘地消失了。一些患者患有肺炎，但没有新增病例，生活慢慢恢复正常。
由于军方的需要而存下来的记录，让人们对军营暴发的流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第二波流感不但袭击了军营，也导致美国各城镇数万人殒命。这一波流感的综合杀伤力更具挑战性。当这波流感在1919年春末消退时，美国平民和服务人员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7.5万人。巨大的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疾病的传播速度令人无法想象。几乎每个城镇都受到了疾病的冲击。
1918年，费城的人口超过170万。就像20世纪初大多数正在发展中的城市一样，费城居民大多居住在狭窄的公寓里。他们特别容易感染流感，因为费城的大多数 医生和护士都在国外，往往都受过伤并且厌战。随着流感来袭，留在城镇的少数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因为劳累而身体瘦弱。他们没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流感可能于1918年9月中旬传播至费城，当时报纸报道称病毒正从军营向平民社区迈进。有传言说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导致了疫情的暴发。事实并非如此，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费城海军造船厂。
该船厂有4.5万名船员并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1918年9月7日，该基地接待了300名从波士顿换乘的水手。很可能其中一些人身上潜伏有流感病毒。2周后，900多名船员生病了。基地官员在讲话稿中写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流感仅仅是以新名字伪装的平常的季节性细菌。
但这种病毒即将在很大程度上向平民发起攻击。在病毒传播方面，战争债券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18年4月，纽约市举行了一场巨大的自由债券大。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向肩并肩的群众发表讲话。凭借出众的外表和迷人的个性，他号召群众购买债券以支持战争。5个月后，费城也加快了敦促群众购买债券的步伐。《费城问询报》的一篇文章称，该市计划在9月28日星 期六为第4次自由贷款运动的发起举行盛会。预计会有3000名战士参加，“若需要的话，还会有女性士兵参与该活动”。数百名工人和司仪将与他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他们会让群众一起唱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流感疫情肆虐期间进行的。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聚会会促进流感的蔓延，但这种担忧被人们的爱国热情所淹没了。
战争债券活动本质上是流感的行进乐队。当大量的群众沿街观看并不断欢呼时，海军军人们也来到了百老汇街。
“这是一场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盛会，”《问询报》称，估计有10多万人聚集在街道上。随着时下人们伸展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也顺带把流感病毒传染给了别人。自由债券大活动实际上释放了这种病毒。
辉煌的刚刚过去两天，每天就有100多人死于流感。在短期内，这些数字增长了6倍。卫生官员每天都宣布疾病已逝去了，不料下一次又发布了更严峻的统计数据。费城公共卫生部部长威廉·克鲁森博士下令关闭学校、教堂和剧院。如果他禁止自由债券，情况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各处张贴的布告提示警醒我们不要在街上随地吐痰。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仅在一天的时间内，就有60名随地吐痰的人被逮捕。
由于生病人数过多，法院和市政办公室关闭，其他基础服务机构因没有了员工在苦苦支撑。警察和消防部门因人员减少而难以正常运作。由于严重缺少员工，宾夕法尼亚州贝尔电话公司宣布只能处理那些“疫情或战争所需”的服务电话。由于正规医院超负荷运行，费城还创办了一所急诊医院。一天之内，500张床位都住满了病人。克鲁森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并告诉公众不要因夸大的报道而感到恐慌，但费城正遭受瘟疫的蹂躏，又有谁能做到处乱不惊呢？
费城唯一的公共太平间只能容纳36具尸体。但这所太平间很快就堆了数百具尸体，大多数尸体只覆盖着血迹斑斑的床单。每弄到一副棺材，就有十具尸体在等候着。死尸散发的恶臭无处不在。当地的木工放弃了正常的生意，开始专职做棺材。一些殡仪馆的收费标准增加了600％以上，导致该市将增长上限设置为“只有”20％。
在10月中旬，费城的死亡人数达到了顶峰，然后，瘟疫几乎与它来临时一样突然消退了。当然，流感任旧存在，但因流感死亡的人数回落至以往的水平。这个城市慢慢恢复了以前健康的模样。
费城发生的疫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重演。在旧金山，流感在10月也达到顶峰。当月有1000多人死亡，几乎是平常死亡人数的两倍。流感向阿拉斯加的朱诺传播。该市试图通过强制检疫来阻止疫情蔓延2381。州长下令所有下船乘客必须接受码头医生的检查。任何出现流感症状的人都不许进入朱诺。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那些携带病毒但尚未出现流感症状且看起来依然健康的人进入。几天后，这些病毒携带者离开西雅图并停靠在朱诺码头，他们仍处在流感的潜伏期内。当他们抵达码头时，由等待的医生对其进行简要的体检。如果医生发现他们没流感的征兆，就允许其进入朱诺。这是病毒潜入的最可能的方式。病毒从朱诺传播到诺姆和巴罗以及居住在数十个偏远村庄的美洲原住民。与另外的地方相比，流感在部落内的破坏性更强。这些部落与其他人群处于自然分离状态，因此缺乏流感抗体。在1918年流感暴发期间，位于阿拉斯加西部，拥有300名人口的小镇威尔士，有一半人丧生。在布雷维格的小型聚居地，居民有80人，但只有8人幸免于难。
从长远来看，北极圈附近发生的 这些恐怖事件有助于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对抗这种病毒。死者被埋在寒冷的土地中。这个永冻层安息地，掩埋并保存了死尸，使得80年后的科学家们能够提取1918年病毒的样本，并首次确定其遗传密码。但在当时，这些尸体还在等待，冻结在泥土与时光中。
美国此时正在打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针对德国及其军事盟友。第二场战争是针对流感病毒及其细菌盟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场针对细菌和德国人的斗争。
随着盟军在西部战线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流感袭击了运送部队到欧洲战壕的船只。在法国东北部的阿贡森林战役中，流感夺去了许多美国远征军士兵的生命。正如大战几乎笼罩着欧洲每个国家一样，流感在整个欧洲大虐。在一个拥有1000名新兵的法军基地中，有688人住院治疗，49人死亡。巴黎关闭了学校，但剧院和餐馆却没有停业。尽管有4000名巴黎人死亡，咖啡馆仍在开放。流感越过了战壕线。德军也深受其害。“每天早上都必须听取工作人员报告流感病例的数量，以及他们对如果英国人再次发起袭击，德军存在什么劣势的抱怨。这是一件使人痛苦的事情。”当时，一名德国指挥官写道。
在英国，这是一种“保持冷静并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我在伦敦出生并在伦敦长大，即使现在大部分时间我居住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我也知道要面对逆境咬紧牙关，这是我童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当祖母回忆起1940年德国空袭伦敦期间从伦敦撤离的场面时，我曾在她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镇定、沉着。我认识到这是对上一代西班牙流感的反应。“保持冷静并坚持到底”不仅是公共行为的一种指示，也是英国文化基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报纸几乎很少谈及这种流行病，如果一定要谈，报纸会把这些报道埋在内页。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默认限制任何有关流感的讨论，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因为世界大战已确定进入第4个年头，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对事实进行如实报道和维持士气之间的紧张关系，在J·麦克奥斯卡博士写的一封信中有所体现451。这封信隐藏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最后部分。
“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有亲人离世的惨痛经历，我们现在经历的黑暗日子还不够多吗？”他写道，“如果在发布此类报告时能够更谨慎一点，而不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让人沮丧的消息来扰乱我们的生活，这样岂不会更好？一些编辑和记者似乎应该休假。他们去休假越早，对公共道德也就越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刊发这封信的刊物在同一期的头版刊登了一份长达5页的有关流感的详细报道。该报道强调了大流行性疾病的破坏性。报道指出，英国和法国军队暴发了灾难性的流行病。该流行病横扫了整个军队，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英国的首席医疗官似乎也不愿意打扰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建议很有限：戴上小口罩，吃得好点，喝半瓶低度葡萄酒。英国皇家医学院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并宣布 该病毒不再像往常那样具有致命性。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英国人似乎无动于衷。1918年12月，随着大流行性疾病的结束，《伦敦时报》评论说，“自黑死病以来，没有哪场瘟疫像这场瘟疫这样席卷了全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哪场瘟疫比这场瘟疫影响的人更多。”
那年早一点的时候，《》的医学记者夸大其词地描述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高兴地期待”着流行疾病的到来。历史学家马克·霍尼斯鲍姆认为，英国政府故意鼓励这种坚忍主义，努力培养国人蔑视德国敌军，同样蔑视暴发的流感。
无论英国人对这一大流行性疾病持何态度，在这场流行病中伤亡的人数都是巨大的。当流行病消退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过22.5万人死亡501。在印度（当时属于英国领土），流感更具有致命性，死亡率高于英国10个百分点，印度军队的死亡人数是英国军队的2倍，一共有大约2000万印度人因流感大流行而死亡。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日本以及整个非洲国家。所有人都遭受了苦难，全世界共有5000万至1亿人因流感而死亡，人们对近乎世界末日的猜测感到无比的恐惧。在大规模死亡之后，当公众关心“这场流行病是如何形成的？”和“多少人受害？”时，科学家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是病毒本身，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造成流感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我们已找到了致使这么多人死亡的4种不同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有一些证据支持，但没有一种解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一种解释是，病毒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可以阻止干扰素的产生。该干扰素向我们的免疫系统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防御系统已被渗透。将氧气转移到血液中的健康肺细胞，被病毒劫持，并在病毒复制过程中遭到破坏。一旦这些健康的肺细胞死亡，它们就会被无法输送氧气的暗淡的纤维状细胞所取代，就像在切割口部位形成的疤痕一样，看起来与周围健康的皮肤不一样。几个小时内，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名叫罗斯科·沃恩的美国陆军士兵被尸检。尸检表明他的肺部有这种类型的肺炎。干扰素的破坏有可能使1918年的病毒引发致命的病毒性肺炎。
第二种解释是，如果1918年的病毒本身不能致人死亡，那么继发性细菌性肺炎可能会杀死人。大流行性疾病患者的身体变得虚弱，他们的肺部已经被破坏，会感染链球菌和葡萄球菌等。在抗生素尚未研发出来的年代，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致命的。我们现在认为，1918年大流行中的大多数患者是由这些继发感染导致死亡的，而不是流感病毒本身。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肺提供了这种感染的证据。他死于病毒的连续攻击，以及伴随着身体防御体系崩溃而至的细菌感染。
对1918年流感杀伤力的第三个解释是，流感病毒引发了过度的免疫反应，这种反应开启了对身体的自抗。假设你割伤了手指，细菌入侵并感染伤口。由于血液流量增加，你的手指会肿胀、发红、变热，从而提供更多白细胞来对抗细菌。别的类型的细胞因子信号蛋白会对这种对抗感染的痛苦但必要的过程进行调节。一旦克服了这种感染，细胞就会停止生产细胞因子，并且免疫系统会恢复以往的警惕状态。
许多1918年的流感患者没有回到正常状态。他们的肺被“细胞因子风暴”—过量生产的信号蛋白所击中。在细胞因子的繁荣期，它们开始入侵并摧毁健康的细胞。当细胞因子风暴来袭时，免疫反应就会失控。细胞因子风暴激活了更多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释放出更多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又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这种循环周而复始。大量的液体从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的肺部涌出。肺部的健康气囊结痂。呼吸慢慢的变难。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场风暴发生在一些患者身上而其他患者却没有，或为什么在20～40岁的人群中更为常见。传染病专家称这是本次大流行最大的未解之谜。如果我们也可以解开这个未解之谜，或许能够保护自身不受另一种致命的流感瘟疫的伤害。
第四个解释指向了与流感传播有关的环境。它由一种源于鸟类的新型病毒引起。在对人类构成威胁之前，病毒先在另一个宿主（可能是猪或马）身上寄宿一段时间。当人们同时生活在一起，住在公寓或军营里，并且异常流动的时候，病毒开始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因为大战使受感染的士兵们不断转战于欧洲及别的地方。工薪阶层家庭共用床铺。士兵们并排睡在婴儿床上，并且乘坐统舱船环游世界。假如没有人类这些行为，流感病毒无论多么致命，都不会如此迅速地传播。
今天，流感致死率不到0.1％。几乎每一名患者都可以康复。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大多数患者也都康复了，但死亡率却比以往高出25倍。在美国许多人死于1918年的大流行性疾病，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51岁降至39岁。
1900-1960年美国人均寿命的变化，显示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影响
1918年12月，在疫情中期，1000名公共卫生官员聚集在芝加哥讨论疫情。在三个月内，瘟疫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有人已经预言，第二年会暴发会更加致命的流感疫情。
与会者之一的乔治·普莱斯博士在他的报告中描述了当时的现状。读起来令人恐惧。
首先，医生承认他们不知道流行病的原因。“我们不妨承认是病毒并称之为“x＇病毒”，普莱斯写道，“因为病毒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医生们在患者的分泌物中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微生物，但这几种微生物是致病元凶还是受疾病磨的身体自身出现的“机会致病性劫持者”？
与会者就一些事情达成了一致意见。传播疾病的任何病毒均能在喉咙、鼻子和嘴巴的飞溅物和黏液中被发现。借助飞沫，病毒能够最终靠打喷嚏、咳嗽以及从手到嘴的接触进行传播。因此，一位医生建议减少病毒传播的唯一方法是让“每个病人都穿着潜水员的服装”。
医生们也一致认为，如果患者从流感中康复，他就会出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免疫力。许多40多岁的人都幸免于难。当时的理论和现在的一样，认为那些在1898年经历过严重流感的人，已经具备了针对1918年流感的免疫力。
但是怎么来控制疾病呢？由于与会者普遍没有信心，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尽管采取了预防的方法，但流感已经蔓延，然后它突然意外地消失了。当时大量群众佩戴着面罩，但这并不能够确保大家必须能够得到保护。许多卫生官员认为它们提供了 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也许是事实，但无论如何，采取安全措施，仍然有一定的用途。芝加哥的卫生专员明确说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说，“让人们免于恐惧。忧虑比流行病更具有杀伤力。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人们想要在金表链上装个兔子脚，并觉得这样能帮他们摆脱恐惧的生理行为的话，我愿意帮他们实现。”
官员试图收集患者和死者的数据，但许多州没有被要求报告病例。疾病前线的医生们过于忙碌，以至于无法填写必要的文件。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前就已经死亡。因此几乎没办法估计死亡人数，或被感染之后康复的人数。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计算患者的人数，病毒已夺走了患者的生命。没有一点机制可以用实际的数字来描述怪异的瘟疫。
在17世纪瘟疫期间，伦敦许多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在他们的前门上画了一个大十字架，上面写着“主啊，请保佑这家人”。这个十字架警告着人们，室内潜伏有疾病和死亡风险。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18年，但是以更规范的方式—把“危险告示”张贴在门前。“危险告示”警告健康人远离此地，在许多社区，几乎每家的门上都做过此类标记。
在公共卫生方面人们还做过一些努力，通过关闭学校、剧院、商店，以减少公共场所的拥挤和混乱。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在休闲时间睡觉、储存能量并避免感染的方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封闭措施是否奏效。底特律关闭了少量的公共场所，只有相对小面积的地区遭受了流感袭击。而费城制定了更严厉的封闭政策，却并未有效地阻止这场灾难发生。纽约卫生局局长罗耶·科普兰改变了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时间表，以阻止 乘车时人员过度拥挤。他在城市周围安装了大型标志，提醒公众不要吐痰。但他没有关闭学校和剧院。他认为，与其让学生住在拥挤的廉租公寓，还不如待在学校里，在学校他们能够学习如何保持健康。
普莱斯博士对1918年芝加哥会议的描述以号召人们采取行动而结束。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绝望情绪，但他坚持认为，结束流感疫情的最佳方法是借助于公共卫生政策。需要更好地协调各个卫生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像军队一样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为了击败敌人，私人和社区机构需与各级市、州和联邦一起努力。普莱斯知道他是异想天开，而病毒无所谓。流感的诸多症状中，有一种症状比发烧或呼吸短促更致命。这是一种无用的感觉，这种感觉对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院长维克多·C.沃恩产生了终身影响。在目睹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之后，沃恩决心“再也不要鼓吹医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就，要虚心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无知”。
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历史读起来令人沮丧。这就像看一部恐怖电影一样。你知道凶手是谁，但你没办法进入电影中的场景去拯救受害者。但是，在大流行性疾病期间和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了源源不断的医学发现，这使我们首次能够对流感进行还击。
一些医疗专业技术人员非常渴望查明导致流感的原因，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1918年和1919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约有3000万日本人患病，其中超过17万人 死亡。尽管如此，一位名叫T．山之内的教授设法找到了52名主动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医生和护士。T.山之内教授从流感患者身上取下“痰液”，放入实验对象的鼻子和喉咙中。有些人非间接接触了这种被污染的液体，还有些人在通过非常细密、可以过滤掉所有细菌的过滤器过滤后才接触它。这两群人很快就出现了流感的迹象。于是，日本研究人员据此断言已知的细菌不可能是造成流感的原因。此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疾病能够最终靠进入患者的鼻子或喉咙来传播，这是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但当时基本上没有人认识到的流感特征。
一直有研究人员愿意把自己当作实验对象。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歇尔就是一个例子。他与合作者共同发现了导致胃溃疡的细菌，被授予诺贝尔奖。为了证明这一点，马歇尔本人喝下了含有细菌的污泥，然后看看会发生啥。结果他患了胃溃疡。但是1918年的这些日本志愿者的勇气更加引人瞩目。他们周围的流行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夺去患者的生命，并且没有已知的原因或治愈方法。然而，52名医生和护士同意接种从那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的材料。他们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他们的勇敢和无私令人难以置信。
日本人的发现很快就被复制了。1920年，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小型过滤器，可以滤除流感患者洗鼻液中的所有已知细菌。然而，当把剩余的物质注射到活兔体内时，仍然能够在活兔身上引起类似流感的症状。他们得出结论：细菌不是流感的成因。不久，有报道称651其他疾病是由于洗鼻液剂量太小而无法被过滤器过滤掉的细菌引起的。流感大流行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已排除了细菌的嫌疑。
那么，通过那些细菌过滤器人们得到了什么？当然是流感病毒。1933年，伦敦北部一个实验室的两位英国科学家证实，从患者喉咙里提取并过滤掉所有细菌的样本可以让雪貂感染病毒。这一研究是建立在日本人的实验结果基础上的，英国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流行性流感主要是受到病毒的感染”。在同一个十年内，人类取得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发现了可以培养流感病毒。流感病毒被注入正在发育的鸡胚胎的羊水中，不料对于相当挑剔的病毒来说这竟是一种理想的生长媒介。这是一项惊人的重要发现。如果你能够种植病毒，你也就可以收集病毒、杀死病毒或将其注入健康人群的体内，然后就得到了疫苗。
最后，在1939年，病毒学史上出现了分水岭。新发明的电子显微镜拍摄了一张病毒图片。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罪魁祸首的样子。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已经分离出两株流感病毒并开始检测疫苗。其中一位科学家是乔纳斯·索尔克，他后来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克里克和沃森于1953年发现DNA之后不久，人们就确定了病毒的各种构建块。之后，病毒学领域开始研发识别病毒的工具和技术，并根据遗传成分对其进行分类。
医学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艺术，也是防止历史重演的艺术。我们从1918年的流行病中学到了足够的知识吗？已知的经验教训可以预防另一场灾难发生吗？我们现在知道遇到了什么病毒，但我们能否更好地对抗这种病毒？几十年后，当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抵达中国香港时，世界再次受到疾病的考验。